施家榮／雲林地檢署檢察官、劍青檢改成員

爾來就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》是否廢止引發爭論，警政署的上級長官內政部長徐國勇也出面表態支持廢止上開條例，使得爭論已升級為「不同部會間的權限劃分」。然而欠缺充分討論的是：如果警察主偵、檢察官僅為補充性偵查，那麼對於警政應該要做哪些調整？將來警察行為的合法性由誰來監督？縱使廢止上開條例，制度設計上警察是否可能完全排除檢察官之指揮？

我國警察對於各種關說、政治力干預，可說是抵抗力非常弱，不用說全國性的政黨或政治人物，光是地方層級的議員就能以干預預算來恫嚇警察。因此警察主偵，首要考量是在原則上排除檢察官指揮後，是否會變成是違法、不當的「政治或黑金指揮」？尤其我國告別威權統治才不過20幾年（從1996年總統民選起算），以政治力指揮取代檢察官指揮警察，是否將導致執政者濫用警察壓制異己、政治力侵入司法暢行無阻，值得警惕。

另一個迫切需要調整的是績效制度。在現行有檢察官指揮下，縱使是不算績效的案件，仍可能因檢察官要求而使警察不得不查；有算績效的案件，若警察想「養案」等到績效加倍的專案期間再執行，檢察官為避免延誤偵查時機、犯罪危害擴大，可以要求立即執行，這些都是檢察官減低績效制度危害的方法。若將來警察自行主偵而現行績效制度未能調整，是否不算績效的案件警察就更消極？警察「養案」時又有誰能要求盡速執行？

對於警察行為的合法性監督，或有認為「反正重大強制處分都需要經過法官許可」，因此縱使警察主偵，其行為合法性仍有法官監督，但事實上法官的監督無法完全取代檢察官的指揮。例如有往上發展、追查幕後主使者可能性的案件，有時候警察因為專案期間已到而趕著執行，或者因擔心得罪大人物而不願繼續追查，對這種抓小放大的「隱性違法」，檢察官可以偵查策略為由認仍不適合執行而駁回搜索、拘提之聲請，甚至可以將卷證交由其他司法警察機關繼續追查。檢察官的這些功能是法官無法取代的；如果法官能取代，那這種積極介入偵查的法官實質上已經是檢察官了。

如果廢止上開條例，警察是否就可以排除檢察官之指揮？許多警界人士之所以把火力集中在上開條例，或許是因為檢方的指揮書等公文上經常會引用該條例，但事實上在《刑事訴訟法》也有規定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指揮、在《法院組織法》亦明定檢察官有實施偵查之權限，因此縱使廢止上開條例，檢方公文上只要換個法條，照樣有合法指揮的權限，與現行運作並無實質上差異。少部分警界博士生、教授、甚至律師出身的內政部長在論述時竟然可以對於《刑事訴訟法》等規定視而不見，實在令人非常驚訝！

再者，就算這些法律一起修改，制度設計上警察是否可能完全排除檢察官之指揮？其實還是很困難，因為寫起訴書需要高度法律專業，性質上屬於武官的警察難以勝任；只要起訴仍是由檢察官負責，那麼「這個案件要達到起訴門檻，警察還需要再補哪些證據」終究會是檢察官說了算，警察無法自行決定偵查之終結。

警察主偵其實能減少檢察官的工作負擔，而檢察官之身分保障又是比照法官、勝過一般公務員，因此工作量減少也不會失業，則檢察官似乎是應該要支持警察主偵；但因為還有上述種種的疑慮，從全民利益的角度考量，對這個議題目前只能抱持保留的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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